首先、缺钱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国家兴亡，系于教育”。至理名言不绝于耳，但人们难得有暇顾及，因为教育的费用问题已经塞满了人们的脑海：政府为越来越大的教育拨款需求而犯愁；学校为如何筹集更多的资金而费神；家长为难计其数的教育费用而忧心。

　　人们很想知道：教育投入了多少钱？本文通过对权威资料的深入分析研究，向世人展示中国教育鲜为人知的一面。

　　教育投入知多少

　　一、2002年全国教育投入9000亿元

　　根据2004年出版的《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和2004年6月进行调查的全国79300户居民家庭的教育支出调查资料，我们对全国所有大学、中专、高中、初中、小学、幼儿园等六个学级（不含成人教育、特殊教育以及其他教育）的教育投入进行了详细计算，得出2002年全国正规教育总投入为9248亿元。

　　全国教育投入的总量分为三部分：国家财政拨款、社会办学资金(包括社团、个人、企业办学等)、学生家庭教育支出，简称国家投入、社会投入、个人投入。

　　（一）个人投入占六成

　　在当今社会，绝大多数国家教育的主要投资者是政府，特别是初中等教育，居民负担的比例世界平均不到8%，而我国的现实却远非如此。2002年，在教育投入总量9248亿元中，国家投入3107亿元，占33.6%；社会投入346亿元，占3.7%；个人投入5795亿元，占62.7%。值得注意的是，所有学级中个人都是教育投入的主力军。

　　就总量而言，国家投入于小学的经费最多，共1120亿元，占36.0%。以下依次为：大学占23.6%，初中占22.6%，高中占12.5%，中专占4.0%，幼儿园占1.3%。

　　（二）教育投入5年翻番

　　为解决教育经费严重缺乏的问题，我国自1983年起改变了单一的政府投资模式，开始向个人收费，但规定仍以财政拨款为主。始料不及的是，由于管理监控不力，收费名目和收费数额急剧膨胀，个人教育支出连年大增，并迅速由教育投入的“辅渠”变成“主渠”。教育投入总量也随之大幅度增加。与1997年的4522亿元相比，2002年的教育总投入翻了一番有余。

　　分三大投入看，2002年的国家投入是1997年的2.1倍，年递增16.1%。社会投入5年只增长4.4%，年递增0.9%。但其中的“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的办学经费每年却增幅惊人，1997年为7亿元，2002年增至33亿元，5年增加3.9倍，年增幅高达37.3%。减少投入的主要是另两个部分：企业办学经费和校办产业提供的办学经费。个人投入仅增量就达3079亿元，年递增幅度为16.4%。

　　由于国家投入和全部投入基本同步，所以在总量中国家投入所占的份额始终保持着33%略多的水平。个人投入在1997年即超过总量的60%，这些年由于增速仍快于国家投入，更快于社会投入，所以份额仍在不断加大。

　　二、分学级投入量变化，折射教育投资方向

　　在目前国家教育经费尚不充足的情况下，国家投入理应侧重于义务教育，正常的状态应该是：首先保证义务教育的需要，尽量做到免费教育，减少非义务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国家投入比例。从近几年实际看，国家投入的政策正在朝这个方向转变，但经费的分配依然很不合理，大学的国家投入比例依然很高，义务教育的个人投入非但未减，反而越来越高。

　　（一）大学投入，国家与个人主宾易位

　　长期以来，国家一直将高等教育总投入的75%视为财政拨款的标准，但学校的高收费早已打破了这一标准。在2000年之前，国家投入尚占多数，但自2001年开始，宾主易位，个人投入反客为主，达50.7%，2002年增至56.7%。

　　在各学级中，国家对大学的投入增加最快，2002年国家投入733亿元，比1997年增加485亿元，每年增加97亿元，年递增24.2%。但与个人投入相比还是小巫见大巫，1999年随着并轨令的下达，公费上大学划上句号，学杂费陡涨65.2%。此后，随着收费标准的不断提高以及学生数量的快速增加，个人投入继续猛增，2000年个人投入增143亿元，2001年再增260亿元，2002年更增366亿元。5年间个人投入每两年翻一倍，5年增加5倍，年递增速度高达41.1%。国家和个人两大主力的巨大投入促成了大学投入总量每年30.6%的高增幅，升速居所有学级之首。

　　然而，绝对量的高速增长掩盖着一个相反的事实：由于学生数量的增速快于国家和社会投入的增速，因此生均国家投入和社会投入已经连续几年悄然削减。1999年生均国家投入登上9743元的最高峰，随后3年便逐次减为9324元、8268元、7622元，平均每年削减7.9%。社会投入趋势亦然，平均减幅为9.6%。而个人投入却一如既往上涨，每年的生均值都要增加1000元以上，2002年生均为11272元，比国家投入高47.9%。这一趋势表明，今后上大学能够享受的国家投入和社会投入将越来越少，留下的缺额和保持总费用增加的增量都将主要由个人来承担。而逐步减少非义务教育的国家投入、增加个人投入正是国家政策应有的方向和所要达到的目标。

　　（二）中专，一个渐被冷落的群体

　　受追求文凭的大气候影响，读中专已成无奈的选择，毕业后的就业也相当困难，故而备受学生和社会的冷落。中专学生数也于1999年开始萎缩，2002年已减至609万人，比最高的1998年减少70万人。与此同时，国家的支持力度也渐渐减小，每年的增加额只有区区几个亿。因此，中专成为小学以上各学级中投入总量最小、比重最低、增长最慢的学级。2002年生均国家投入只有2021元。对技工学校的投入更少，153万在校学生中，只有1/3的学生享受国家投入，其余均为个人和社会投资。社会投入更是以每年11.0%的速度递减。但学校对经费的需求毫无二致，在得不到国家和社会支持的情况下，唯有大幅度增加对学生的收费，2002年生均个人投入5984元，平均每年增长7.2%。

　　（三）高中投入，个人占七成

　　高中的教育投入增幅仅次于大学，但国家的投入要小得多，其经费来源更依赖于个人。

　　与大学扩大招生相呼应，高中在校学生数平均每年以10%的速度快速增加。2002年我国共有高中学生2195万人（其中职业中学学生512万人），比1997年的1362万人增加了61.2%。国家投入不仅总量相应跟进，而且生均还有7.7%的增长。与此同时，学校的收费标准更以每年14.7%速度递增，2002年生均个人投入达4825元，占全部投入的70.1%，成为高中投入的主要来源。可以说，高中已成为个人教育投入的第二个重点。

　　（四）初中投入，早无“义务”之实

　　根据《义务教育法》规定，义务教育所需费用主要由各级政府承担，特别是占总数3/4的人员经费和基建经费应全部由财政负担，公用经费也以财政为主，不足部分才向学生收取少量杂费予以补充。然而现实情况是：2002年初中生均国家投入1062元，尚不及个人投入2147元的一半，“义务”二字早已名存实亡。

　　（五）小学投入，国家正在加码

　　小学的情形稍好于初中，2002年生均国家投入921元，平均每年增长17.7%，生均个人投入1142元，虽然比国家投入多，但增速相对缓慢，年增幅仅9.3%，是所有学级中个人投入增速最慢的。因而在1999年以后出现了国家投入比重上升、个人投入比重下降的喜人现象。2002年个人投入占53.7%，比1998年下降7.2个百分点。要扭转国家与个人投入比重倒置的格局尚待时日。

　　（六）幼儿教育，个人投入唱主角

　　严格地讲，幼儿教育不应列入教育系列学级，国家不要求6岁以下儿童一定要入托，事实上多数农村幼儿并不入托，所有全国在园的幼儿只占全部适龄幼儿的51%。也正基于此，2002年国家投入只有41亿元。从覆盖面讲，国家只对20%的幼儿园进行投入，80%的在园幼儿享受不到，所以个人承担的费用始终占90%以上。但是，城镇家庭却将幼儿教育作为实质性的教育阶段，而且愿意花大投入。另一方面，幼儿园为了生存，只得在幼儿身上打主意，所以各项收费很是不菲。2002年生均个人投入达2310元。

　　三、育人19年，投入13万元

　　从幼儿园到大学毕业，标准学制为19年。按2002年各学级的实际水平计算，将孩子培养到大学毕业共需投入130551元，其中：国家投入45078元，占34.5%；社会投入5689元，占4.4%；个人投入79784元，占61.1%。

　　在各学级中，花费最大的是大学阶段，4年共需79578元，占19年总投入的61.0%；其次是高中，占15.8%；小学因为时间最长，故而投入总量较大，6年共需12764元，占9.8%。

　　国家投入对大学的倾斜非常突出，在19年总共投入的45078元中，67.6%投在大学阶段。未能上大学的人只能享受余下的32.4%以下。社会投入与国家投入基本一致，但更倾向于高学级，其中大学占70.3%。

　　个人投入是教育投入的主力，19年个人共投入79784元，占投入总量的61.1%。各学级的花费为：大学4年花费45089元，占全部个人投入的56.5%；高中占18.1%；初中、小学、幼儿园相差不大，但因为小学是6年制，每年的投入最少，是家长最为轻松的阶段。

　　分城乡看，城镇19年个人共投入87061元，其中大学占51.8%；农村个人共投入75019元，其中大学占60.1%。

　　要强调的是，这里是按2002年的投入水平计算的，而每年的投入水平都在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着。处在不同学段的人，需要的投入不一样。学业接近尾声的学生，总投入量比上述数额小；学业开始不久的学生，总投入将远比上述数额大。按过去5年的平均增幅计算，每向后推一年，个人投入将增加14.6%。

　　教育投入分量几何

　　一、国家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2%

　　2002年，国家投入于正规教育的总费用为3107亿元，投入于成人教育及其他教育的经费为243亿元，合计3350亿元，同年GDP为104791亿元，教育投入占GDP的比重为3.2%。

　　20世纪90年代初，国家教委（即教育部）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建议：到90年代中期或到2000年，我国财政预算内教育拨款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应达到发展中国家4%的水平。实际的执行结果是：1995年占2.1%，2000年占2.6%。2002年，教育投入应为4192亿元，实际投入距目标还有842亿元的差距，即只完成了目标的80%。根据近5年的平均增速15.9%增加投入，同时GDP以2003年和2004年的平均增幅9%左右的速度增长，要想达到4%的目标要到2006年，比预定时间晚了10年。

　　二、教育投入占财政收支的比重呈下降之势

　　1997年以来，财政收入和支出增加非常迅速，平均每年增长16.9%和19.0%，但对教育的投入却未能等速增加，每年只增加15.9%，使得教育投入所占的比重呈逐年减小之势。2002年财政对教育的投入占财政收入和支出的比例分别为17.7%和15.2%，比1997年下降了0.9和2.2个百分点。

　　三、个人负担日益沉重

　　1997年以后，经济的减速导致居民收入低落，2002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7702元，5年平均增幅8.3%；农民人均纯收入2476元，年增幅仅为3.4%。但是城乡人均教育支出却每年增长13.3%和15.3%。教育支出连续的高速增长，使其在收入和消费支出中的分量节节攀升。在城镇，2002年人均教育支出636元，占收入的比重为8.3%，占消费支出的比重为10.6%，比1997年分别增加1.7个和2.5个百分点。在农村，人均教育支出332元，占收入的比重为13.4%，占消费支出的比重达18.1%，分别比1997年增加5.5个和8.0个百分点。就绝对数而言，除食品外，没有任何消费项目的花费能出其右。世界上只有7.5%的国家个人教育支出占家庭消费支出的比例超过10%，中国即是其中之一。

　　请注意，这里的各项数据都是指平均水平，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来说，教育的负担大不相同。不管是城镇还是农村，收入水平越低，教育负担越重。目前，60%的家庭、70%的人口收入水平在平均线以下。就绝对值而言，低于平均线的家庭，人均教育支出比平均值低15%左右，但因为收入水平更低，所以教育支出的比重要高出平均值2个百分点左右；高收入家庭的人均教育支出比平均值高40%以上，但收入水平高出更多，所以教育支出的比重低于平均值2个百分点左右。依此而论，农村60%的家庭承担的教育支出占其消费支出的比重已达20%，与国家投入占财政支出的比重15.2%相比，已经早有过之。

        其次、缺公平

公平：教育政策的基本价值取向

　　○这些教育不公平现象，人为地加大了公民受教育权利和机会的差距，直接导致就业机会不平等，进而是社会地位的边缘化，埋下城乡、地区、阶层冲突的隐患。

　　○建议将教育公平确立为国家教育政策的基本价值取向。以此为指导，发挥导向性功能，调整、改革我国的教育制度。

　　“有教无类”，追求教育公平的思想，在2000多年前就已成为先贤追求的目标。20世纪末，在教育资源十分有限的情况下，我国基本实现了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扫除青壮年文盲的目标。2004年，全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人口覆盖率为93.6%，这对于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无疑是举世瞩目的成就。

　　但是，在取得成绩的同时，我们应清楚地认识到，如何保障全体公民特别是农村家庭和城市贫困家庭子女的受教育权利和机会，进一步推进教育公平，日益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面临的新挑战。当前，我国推进教育公平所面临的突出问题主要是：

　　教育投入不足是实现我国教育事业和谐发展的瓶颈。上世纪90年代初，国家提出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世纪末达到4%。遗憾的是，这个目标至今远未达到，2001年、2002年、2003年这个比例分别为3.19%、3.41%、3.28%，不仅低于世界发达国家5%至6%的水平，也低于发展中国家4.4%的平均水平。

　　教育投入主体的错位制约着教育事业的持续发展。据调查，2000年县乡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22%，但却负担着87%的义务教育投入。税费改革后，义务教育过渡到以县统筹为主，县级财政尤其是贫困地区县级财政本身十分有限，加之国家和省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不够，继续巩固和提高“普九”目标就显得力不从心。如贵州松桃苗族自治县计划2001年至2005年期间开展兴建校舍、配备设施、购买图书、扫盲等工作，共需资金1.57亿元。但作为国家级贫困县，地方财政年收入才3000多万元，单靠县级财政根本无力开展这些工作。

　　教育资源分布不均是教育公平恶化趋向的主要表现形式。一是结构失调。在我国有限的教育经费中，中央财政过多用于高等教育，对于义务教育投入不够。据了解，人均GDP600美元至2000美元的国家，高等教育经费占教育经费的比例一般为20%。2003年，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中约有24.3%的经费用于高等教育，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仍然偏高。二是城乡差距。以2002年为例，全年各项教育投资为800多亿元，而占总人口60%以上的农村只获得其中的23%。城乡教育资源投入的差距直接导致城乡居民受教育水平的差异。据报道，城市中高中、本科、研究生学历人口比例分别是农村的3.5倍、281.55倍和323倍。三是区域失衡。在高等教育领域，大学招生名额分配明显趋于失衡，导致发达地区特别是中心城市的高考招生分数远低于其他省区。四是校际差别。将有限的教育资源向个别学校倾斜，人为地打造出重点学校，提高升学率，动辄数千万、数亿元兴建豪华重点学校的报道屡见报端。浙江临海市某中学就是这样一所学校，学校占地483亩，投资2.6亿元。在大多数农村学校没有一台多媒体教学设备的情况下，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挤占了非重点学校教育资源，损害了教育公平。

　　阶层差距加大了教育公平的恶化趋向。一方面，非义务教育阶段收费较高，造成许多城市和农村贫困家庭的子女因高昂的学费被拒之门外。在北大、清华、北师大等国家重点大学，20世纪90年代以来招收的新生中，农村学生比例呈下降趋势。其中北师大农村学生比例由1998年的30.9%下降到了2002年的22.3%。另一方面，在经济发达地区，由于同一地区内校际教育资源的差别引发的“择校热”愈演愈烈。家长宁愿掏数万元的择校费或者托关系，也要让子女就读重点学校。这使全社会公民本应公平享受的义务教育权利和机会，很大程度上沦为家长间权力和金钱的竞争。

　　这些教育不公平现象，人为地加大了公民受教育权利和机会的差距，直接导致就业机会不平等，进而是社会地位的边缘化，埋下城乡、地区、阶层冲突的隐患。扭转这一局面，途径在于推进教育的公平性，通过知识改变命运，通过学习改变境况。

　　为此，我们建议将教育公平确立为国家教育政策的基本价值取向。在义务教育阶段，牢牢树立公平优先效率的观念，在非义务教育阶段，坚持公平和效率并重的方针，以此为指导，发挥导向性功能，调整、改革我国的教育制度。建议在国家预算法中，对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投入制定明确的预期目标，努力使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4%的目标尽快实现。加大调整教育资源分配力度，逐步调整各级政府对义务教育经费负担的比例，由目前的以县级统筹为主转向以省和中央为主。积极拓宽教育经费来源，建议通过发行教育公债和教育彩票以保证国家财政对教育的稳定投入。建议严格规定财政性经费对农村义务教育投入的比例，严格保障农村地区的学校达到国家规定的最基本办学标准。加快改革农村义务教育的课程内容，鼓励编写贴近当地生产生活实际的乡土教材，增添职业技术教育的内容，积极研究适应农村义务教育发展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学制安排方法。(作者为全国政协常委、致公党中央副主席)

      再次、缺精神

“这是跨掉的一代”、“大学不再是象牙塔，而是玻璃城”、“大学毕业即失业”……当今社会，越来越多的学生失去对大学的敬仰，大学精神对社会的影响似乎已不再像过去那样强烈。如何重建中国大学的精神？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教授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看法。

　　什么是大学的精神？纪宝成教授认为，他应该是内涵丰富，广阔而又见仁见智的，他是包罗万象的。他体现着大学的宗旨和大学的理念。

　　法国的巴黎大学、英国的牛津大学都是世界名牌大学，这些大学的理念是把中国和外国的关于大学精神的共性进行比较而得出的。

　　大学精神，共性是什么呢？

　　纪校长提出了以下几点看法。第一，大学应具备开放性。自从有大学以后，大学有共同的原则，共同的宗教，当时欧洲各个国家互相往来，就形成同一种思想；第二，大学具备普遍性和一般性，就是授予学生各种学问与能力，这一点也是大学精神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第三，一所高等大学应当有自己的专业，自己的理念。他不为权势所束缚，他追求真理，追求科学；第四，大学应当服务于整个人类，为国家的进步作贡献，大学是先进文化的倡导者和传播者。

　　此外，纪校长还谈到：“大学精神总是与时代精神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以前的大学仅仅是一个传授知识的机构，因此现代大学的精神应当说是与时俱进的大学精神。当今时代，需要我们进行制度创新，需要进行观念的变革。从办学实践当中，我认为学校要大。大什么呢，就是学生之大，什么叫学生之大，从中国人民大学来讲，就是要培养优秀的企业家，出色的公务员，杰出的学者等；学生最大，就是学校最大，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就是学问最大。我想如果我们做到这几条，我觉得我们大学的精神才能得到好的‘重建’。人民的大学要为人民，这是学校的办学宗旨和的办学理念；为我们国家的繁荣发展作贡献，这是我们学校的办学特色。”

      最后、缺人才

      南开大学最近出台新规，今后每位博士生导师每年录取的博士生人数，一般将控制在两名以内，累计在校博士生数量一般不超过12名。否则，该导师将少招或停招新生，以保证每一名博士的培养质量。（据新华社7月7日电）

　　南开限制博导招生名额，对改变当前研究生教育师生比例严重失调，无疑起着重要示范作用。
一个时期以来，在大学扩招、规模办学口号的推动下，一些高校不顾自身水平和能力，盲目追求规模效应，不但大量扩招本专科学生，对研究生招生教育也“大跃进”式地推进。从而形成“一个茶壶三十个杯”的虚胖现象，甚至闹出到毕业时导师还不认识自己指导的研究生的笑话，导致研究生教育质量急剧下降。

　　作为精英教育，国外知名大学对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教育的师生比例，都进行严格控制。美国每名导师只带2－3个博士研究生，远低于我国每位博导带5．77个博士生的比例。

　　南开大学限制博导招生名额，无疑是对我国当前普遍存在的研究生教育浮躁现象的抵制，体现了对精英教育的回归精神。就学校长远发展而言，从体制机制上保证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的培养质量，有百益而无一害。道理很浅显，如果一所大学连代表学校最高培养层次的博士生都有大量“水货”，谁还能承认它的学术地位和人才培养能力？